当创新竞争的基本单元正从国家下沉到城市群与都市圈，长三角城市该如何把各自手里的牌打出更大合力？9月11日举行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区域创新发展论坛上，与会专家给出的答案不是各显神通的物理叠加，而是一场协同共进的化学反应。
未来创新更要扎根本地生态
“创新像一条船，需要四张帆。”笛卡尔未来研究所创始人、主席布鲁诺·朗文用这个比喻说明，在科技创新过程中，市场、资金、人与创意、本地生态四大要素互为补充、同等重要。
布鲁诺认为，资金、人与创意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，过去已得到充分认识，当下最值得琢磨的是创新的“本地生态”。“几十年来，大家已经意识到，地方创新系统的活力往往超越国家。”布鲁诺说，这不是理论而是数据，创新集群的排名就是明证。
布鲁诺以中国在“全球创新指数”中近十年的排名表现为例：2013年至今，中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有了巨大变化，去年中国有3个城市创新集群首次跻身全球前十，且地域特色鲜明。
全球只有极少数国家拥有大规模本土市场红利，中国就是其中之一。布鲁诺认为，任何创新都要尽可能深地扎根于本地知识、价值、历史与文化，否则就可能被替代，唯一优势只剩速度，必须每天跑在对手前面。
论坛上，布鲁诺给出了未来创新公式：成功（S）=DI（深度创新）+ IA（制度灵活性）+ AI（人工智能）。在他看来，IA是这个公式的核心，因地制宜的制度灵活性将使资源最大程度契合创新过程，从而激发出强劲创新活力。
“N个1”远大于“1个N”
去年12月，上海国际科创中心范围扩大至长三角。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施骞认为，从“单城突破”到“区域协同”， 不是把沪苏浙皖的科创资源简单“做加法”，而要让龙头城市、关键支点城市、高能级创新型城市“同坐一条船”。 在他看来，只有当人才、技术、数据、资本跨过省界真正流动起来，长三角的N个城市才会发生“化学反应”，得到远大于N的结果。
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江舸表示，长三角科创家底丰厚：截至2025年，这里的国家实验室数量占全国1/3，全社会研发投入约占全国三成，研发人员密度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——要通过机制建设，使资源发挥出更大优势。
目前，长三角三省一市已在协同发力，着力做实“四个共”——共享资源、共建平台、共育生态、共推改革。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谭海斌提到，安徽已在沪苏浙两省一市建了20多个科创“飞地”，开展28项联合攻关，省级层面组织实施长三角联合攻关项目72项、形成197项成果；新能源汽车已形成“研发在上海、零部件在苏州、整车在安徽”的长三角4小时产业圈。
在城市层面上，这种区域协同化为一个个更加具体的行动。南京市科技局副局长殷洁介绍，南京成立由市委书记、市长挂帅的紫金山创新带建设指挥部并实体化运行，积极回应上海的龙头牵引；苏州市科技局局长顾建明提到，苏州正与上海共建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苏州节点，探索财政资金跨市域使用，争取设立“上海定向”的苏州企业技术攻关专项；合肥正着力深化与张江“两心同创”，依托G60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共享概念验证、中试平台与应用场景；嘉兴则以充沛算力和32个工业门类的丰富场景，为上海等地提供“近在咫尺”的科技服务。
创新“卡点”如何破？
长三角区域创新发展，政策好不好用？堵点在哪里？企业的“体感”最真实。论坛现场的圆桌讨论环节，与会企业代表的话语直击裉节。
创新券跨区通用、一网通办、三省一市联合发榜等实打实的便利，确实让企业叫好，但“卡点”也不少。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产品与技术管理中心总经理丁少春提到一件小事：集团要调一位浙江工程师去上海，发现人才认定流程要在上海重走一遍，“这对企业来说，就是无谓的负担”。他建议，长三角三省一市能否在更深层次建立协同机制，打通人才、检测等结果互认。
更多企业则关心如何依托长三角的区域优势走向全球。为应对日趋复杂的地缘政治，正泰集团已在欧美、东南亚设立4个海外研发中心；吉利集团持续8年每年在海外招聘千名研发工程师。
“有些国家要求必须招聘本地人，甚至研发成果也要留在本地。”丁少春坦言，企业想做贴近市场的本地化研发，却因种种原因成本居高不下。施骞提议，通过顶层设计，未来或许能让长三角的人才政策惠及属地化集聚的海外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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